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05 01:00:00
吴复生遗体捐赠申请书。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翻拍
1983年3月10日，上海街头的梧桐树刚发芽。36岁的吴复生，请人代笔在一张申请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蓝黑墨水的每一道笔划都异常清晰，生怕影响遗愿的执行。
身患白血病，吴复生的生命永远停留在1983年的春天，他自愿捐赠遗体，成为了一名“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
如今，这张遗体捐赠申请书挂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的“遗愿墙”上，十多张申请书和馆内陈列的标本一样，令参观者震撼。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始遗体捐赠的城市。1980年代，捐赠遗体的多为思想豁达的前辈，如新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谢希德、上海医科大学老党委书记金乃坚、浙江省立医学院首任院长蒋亦凡、原外交部部长之父唐天保……
也有普通上海人，如住在愚园路105岁的长寿奶奶、上海第十九织布厂的退休工人、五角场自行车厂的女职工。
吴复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是名人，亦不是上海本地人，只是一名普通学生，生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简称生化所）就读。
发现吴复生申请书的是复旦大学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校人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他比吴复生小15岁，1980年代从湖南考入上海读研。自2015年在档案馆发现这张申请书后，他总是不自主长叹，这位容貌清秀、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是谁？他为何英年早逝？又为何要捐献遗体？
吴复生的故事不为人知，档案柜里，他的资料只有这薄薄的一张申请书。
周国民把吴复生的申请书挂在人体科学馆，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为吴复生寻亲，了解他的故事。
复旦人体科学馆的前身成立于1930年代，是国内最早的人体标本陈列室。2013年，周国民担任馆长后，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约在2015年，偶然间，他发现了吴复生的申请书。
这封申请书右上角，有一张吴复生的黑白照片：这位年轻人着白色里衬，深色外套，头发茂密，容貌清秀，鼻梁高挺，戴着一副当时时髦的方形黑框眼镜。他拍照时有些拘谨，双唇紧抿。
照片下方，申请书是这样开头的：“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控防治工作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中国遗体捐赠起步较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观念深入人心，各地医学院苦于无遗体可供解剖教学和科学研究。
1982年，上海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成立，包括周国民就读的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等6家机构。1986年，周国民考到上海读研。彼时遗体捐赠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每年大约只有六七十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全上海接收遗体捐赠数量最多的站，相应留存的档案也最丰富。在这里登记的人，需要签两份申请书，一份交给本人及其家属，一份在接收站留存。吴复生的申请书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他可能是第一位捐献遗体的上海在读研究生。
有了遗体捐赠的渠道，但无相关规范，因此早期申请书措辞略有不同。
有的颇具时代色彩，如捐献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人死观，树立唯物主义的人死观”；有的注明自己的身体情况，如血压高、骨质疏松；也有人祈愿，希望捐献后医学进步，后代可以健康成长。
“宁可在我身上错割千刀，请不要在病人身上割错一刀。”周国民说，这是所有大体老师留给医学生的嘱托。
每位医学生的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一次感受人体皮肤的质感、第一次看清器官的分布和形状、第一次直观思考血管如何在体内曲折徘徊，都源自大体老师沉默无言的教学。
除吴复生外，周国民还找到了其他普通人的申请书。他们让周国民动容，所以他一直在翻阅老档案，拜访亲属了解其生平故事，以激励当下的年轻学生。
但早逝的吴复生不是上海本地人，申请书的记录寥寥：单位、籍贯和亲属姓名。家庭住址只写了安徽南陵县城关镇，没有具体地址，更没有电话。南陵隶属于芜湖市，距离上海三百多公里。
吴复生生前就读的生化所距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不远，两家单位常有交流，但很长时间，周国民一直没有找到认识吴复生的人。
周国民转念一想，吴复生在上海念过三年研究生，有没有可能他的同学、老师恰好来复旦大学参观，恰好走进人体科学馆，恰好看到吴复生的申请书？
但吴复生的老师很有可能已经离世，同学也是古稀之年，他们真的会走进摆满标本的人体标本馆吗？
周国民为参观者讲解人体标本。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图
复旦人体科学馆位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区一栋小楼的四层，参观者多为医学生和游客。几年前，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支部活动，组织退休社员前来参观。
参观团驻足在前辈的申请书前，数位中国科学院的老职工都是早期的遗体捐赠者。其中，生化所曹天钦院士和夫人谢希德，以及生化所原副所长唐敦静和夫人易占云都双双签下申请书。
而袁钢的目光却被另一张申请书紧紧吸引。这纸申请书的名字和照片让他震惊，自己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事，生病去世前竟主动捐献了遗体。
袁钢认出了吴复生。
袁钢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代初去崇明农场插队，政策解冻后返城。1979年上半年到中国科学院生化所报到上班，下半年新学期开学，吴复生也来到生化所，和袁钢同在一个实验室。
袁钢印象中，当时的吴复生已经三十多岁，偏瘦，个子不高，一米七不到，戴着眼镜，有书生气，讲话没有什么口音，也许是在师范院校学习过的缘故。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头两年，院里新招的学生年纪都很大，吴复生还不算最大。
“当时生化所只招收研究生，比上海其他大学录取的分数线都要高，只有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才能进，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英语各科都得很优秀。”袁钢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生化所的老师很多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科研水平高，教学严谨。早在1960年代，生化所就声名远扬，当时曹天钦等科学家花了六年多时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次突破，后被写入了教科书。
生化所师生肩负厚望和重任，从建筑就能看出。吴复生做实验的办公楼，是1970年代罕见的电梯楼，只有八层，却配备了两部电梯。
袁钢印象里，吴复生读书很用功，平时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实验。下了班，袁钢经常和研究生们一起游泳、打羽毛球，这些活动吴复生也很少参加，应该是为了硕士毕业论文做准备。
没想到，还没等论文答辩，吴复生就突发白血病住院。袁钢和同学们都去中山医院看过他，“一看就知道病情很严重，比平时还要虚弱”。
中国科学院师生都为吴复生病故感到惋惜。对于吴复生及其家人的更多消息，袁钢也了解得不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遇到周国民后，他还试图再去查阅吴复生当年在生化所的档案，可惜未能找到。
老生化所位于徐汇区岳阳路320号的一个大院内，后经历多次合并改革。2016年，那栋安装了电梯的生化大楼年逾四十，因老化沉降被拆除。
吴复生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不止袁钢，周国民还找到了一些认识吴复生的同龄人，他们均头发花白，年逾古稀。
他们都告诉周国民，吴复生人虽瘦弱，但勤勉好学，文质彬彬，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他本该是学术新星，前途光明，如今应过着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
可惜，直到去世前，吴复生都没结婚，申请书的家属信息栏，只有父母和弟弟的名字。
社交平台兴起，人体科学馆成为网红打卡点，参观者来自全国各地。周国民怀着一丝期待，总要问问人家家乡哪里，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参观，他们其中说不定有吴复生的熟人。
学生和游客跟周国民说，人体科学馆“在网上火了”。这给了周国民灵感，他在互联网检索吴复生及其亲属的名字。
2019年上半年，一篇2016年的博客文章《青春记忆——老南陵中学教坛群芳谱》引起了周国民的注意，文章提到的两个名字恰和吴复生的父亲、弟弟一模一样。
周国民赶紧给博主留言，希望拿到吴复生弟弟吴继红的电话号码。他不知博主是否还会登录这个账号，何时才会看到他的留言，只能默默等待。
2019年9月，周国民等来了博主的回信：“很抱歉，今天才看到你的留言，此将吴继红电话告诉你，希望迟复有益。”
博主是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教授王泽南，高中曾和吴复生是同班同学。
南陵中学郁青楼，1990年代被拆除。南陵中学微信公众号后转载了王泽南的博客文章。南陵中学微信公众号|图
从吴继红和王泽南处，周国民了解到，吴复生父母已离世。而吴复生在罹患白血病之前，身体就曾遭受过重创。
1966年，吴复生高中毕业，受家庭出身牵连，兄妹五人先后到皖南农村插队。
“哥哥本来体力比我还好些，劳作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出问题了。”吴继红回忆，吴复生犯了胃病，被人用竹床抬回县城看病，后来胃出血严重，在医院做了手术，“2/3的胃都被切除了”。
王泽南也记得这件事。南陵县城不大，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两人都求知若渴，吴复生带病也没放弃学习，“他还学微积分和英语”。
王泽南对这位聪明的高中同学印象深刻，吴复生为人温和儒雅，话不多，体质一般，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尤其数学很好，俄语也不错，手还很巧，自己做了一把小提琴。
高考恢复后，王泽南和吴复生都被录取到芜湖师专（后并入安徽师范大学）。不久，高校研究生也恢复招生，吴复生考到了上海生化所。
1979年夏，32岁的吴复生来上海读研，如果一切顺利，三年后，他可能像同学一样继续去海外深造，或者留在所里，在上海体面而从容地工作、生活，看街头梧桐一年又一年的叶落。
2021年4月7日，上海襄阳南路的梧桐树冒出新枝。严大明|视觉中国
造化弄人。1982年夏天，吴复生反复发烧，身上出现淤青斑点，在中山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彼时，白血病治疗手段有限，是普通人眼中的不治之症。
“哥哥是突发白血病，家里没有白血病遗传史，亲戚很多都是高寿，兄弟姐妹目前身体也都还可以。”吴家猜测，哥哥生病可能是因为以前动过大手术，他做生化实验辛苦劳累，也可能诱发了白血病。
吴复生的病情曾出现阶段性缓解，他一度还出院准备硕士毕业答辩。可惜没过多久，病情复发，身体比之前更糟糕，站都站不起来，只能靠家人每日照顾。
亲人们还保存着一些吴复生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吴父吴母到上海陪护，三人紧紧挨在一起，在生化所大楼前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吴父吴母到上海陪护，三人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吴继红记得，病友间互相传一本科普白血病的小册子，绝望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人脸上。1980年代，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血疑》风靡国内，就连普通人也了解到白血病的可怕。
彼时，吴复生自知时日不多，曾给弟弟悄悄地留下一封关于捐赠遗体的遗书，表示此时无以回报社会，愿意将遗体捐出供医学研究。该遗书后被吴母保管，可惜遗失了。吴继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展出的申请书，是他替哥哥填写的。
“吴复生做这个（捐赠遗体）决定，我们家人都知道，也都支持。”吴继红很理解哥哥的不甘，前半生拼命学习和考试，好不容易找到目标，还未取得什么成果，还没孝敬父母，生命就要终结。
吴复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有亲友陪伴。去世那天，吴父给儿子仔细穿好了衣服，吴继红护送哥哥到太平间，随后办妥了所有手续。吴复生早逝，成了家里不能触碰的伤痛。
由于没有骨灰和墓地，每逢清明，亲人们只能在心中缅怀。
直到吴复生逝世三十多年后，吴继红才从周国民处了解到，哥哥也有一块墓碑。
距离复旦人体科学馆40公里，是上海最大的公墓之一：福寿园。
每年清明，周国民都要这里来为“大体老师”们鞠躬和献花。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申请书、照片都会浮过周国民的脑海。
2002年3月1日，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上海福寿园落成。捐献者的名字按照登记年份排列，已有近二十座纪念碑，吴复生的名字就刻在年份最早的那块灰色石碑上。
上海福寿园，周国民指出纪念碑上吴复生的名字。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图
一块石碑可刻约1200个名字，最开始捐献者少，一块石碑要刻七八年捐献者的名字，现在捐献者多，一块石碑仅能刻下一年的名字，2024年捐献者的名字也已一一列出。
上海红十字会最新数据显示，从1980年代初到2023年底，全市实现遗体捐献的共计一万七千余例。
这个数字还远远不能满足医学教育和研究需求。背后原因复杂，农村地区基本没有设立接受机构，农民遗体捐献尚是空白；一些地方的遗体捐赠工作还是“三无”状态：无固定经费、无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无规模。
更重要的是，普通公众还不足够理解、了解。即便在最早开展捐献的上海，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从1982年到2012年9月，登记捐献遗体2.8万人，实际捐献的只有六千多人。
忽略人文关怀和仪式，也是捐赠意愿不高的因素。2001年，《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施行，这是全国首次有地方为遗体捐献专门立法。该条例指出，可按照捐献人近亲属的要求，为捐献人举行告别仪式。
清明节临近，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座座捐献者纪念碑前，摆上了鲜花、水果和青团。
2019年11月21日，吴复生的弟妹和侄儿侄女一行8人，从安徽、广东等地到福寿园祭拜。周国民也代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献上了花篮。
2019年11月，亲人们和周国民一起纪念吴复生。受访者供图
周国民很想告诉吴复生，他的遗愿实现了，“大体老师”帮助医学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好医生。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部分患者已有治愈可能。
医学的堡垒正一座座被攻克，这场接力永无尽头。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书灵
责编 汪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