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01 06:03:00
“AI公务员”上岗、12345热线接入DeepSeek大模型……
人工智能引发数字治理变革
□ 唐 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开发适于政府服务与决策的人工智能平台，研制面向开放环境的决策引擎，在复杂社会问题研判、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重大战略决策方面推广应用。”
2025年初，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迎来新一轮热潮——深圳福田70名“AI公务员”正式上岗，辽宁、广东梅州、江西南昌等地12345热线全面接入DeepSeek大模型，江苏无锡、山东临沂等城市也相继推进政务大模型的本地化部署。这场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数字治理变革，正在推动政府的治理效能发生转变，但在技术赋能的背后也潜藏着诸多风险与治理挑战，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的底层逻辑
在数智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变革的关键动力。依托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人工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党政机关政务服务的运作模式，助力政务服务实现高效化与智能化升级。
推动政务流程转型，实现行政效率跃升。人工智能在材料预审、政务问答、公文处理等流程性、重复性工作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其标准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为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据媒体报道，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深圳福田政府的公文处理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率控制在5%以内。随着在行政领域的逐步应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与公职人员共同承担起日常事务处理的重要职能，推动行政工作向更高效率迈进。
构建政务知识体系，提供精准政务服务。传统政务服务主要依靠公职人员长期积累的个人经验，但这些经验往往分散在不同岗位，缺乏系统整合。而人工智能系统则通过整合碎片化的个人经验，构建起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知识库，将大量原本依赖个人主观判断的政务服务过程转化为基于标准化知识体系的服务模式，从而提高了服务的质量。例如，北京的智能政务问答知识中枢通过对具体业务场景、部门及政策文件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学习，构建起高质量知识库和智能问答功能，实现精准政务服务的提供。
重塑政府组织架构，引领治理范式革新。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入应用正在重塑政府的组织架构。政府人力资源配置面临快速的结构性调整，传统窗口服务、巡查监测等岗位需求呈现收缩态势，而新型专业技术岗位需求则显著增长。人工智能系统的持续发展也为治理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基础。基于历史数据学习形成的智能预判机制，正引领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型，实现服务前瞻性和主动性的提升。例如，山东临沂推行的企业精准“画像”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融合应用政府公共数据，精准识别并筛选出行业优秀企业向金融机构推送，目前已助力企业融资增信超过33亿元。
技术赋能背后的潜在风险与治理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治理领域的深入应用，其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治理挑战。不仅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固有问题和自身缺陷，技术的实际应用还进一步催生了更为复杂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信息需求激增引发行政负担加剧和信息安全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有效提升了信息收集整合、加工处理和分析研判的速度，但也可能造成政府部门信息需求的迅速增长。将信息收集规模简单等同于数字治理能力，错误地认为“信息越多越好、越全越好”，进而盲目扩大收集范围，政府可能陷入“信息饥渴症”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重复且不必要的信息收集会显著增加基层行政负担，导致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的建设速度滞后于信息收集速度，容易引发信息安全风险。
第二，训练数据缺失引发算法可靠性风险。训练数据是影响人工智能认知水平的关键要素，在行政领域却可能面临“结构性缺失”的难题。大量纸质历史文件无法及时完成数字化，导致“数据断档”问题凸显；上下级、同级之间存在的部门壁垒导致政务数据无法有效互通共享，造成“数据孤岛”现象。此外，众多重要文件受保密要求和权限设置的限制，导致人工智能难以获取全面完整的训练数据，影响了算法的可靠性。训练数据的缺失还易造成算法偏见。这些缺陷可能会严重影响公共服务的质量。
第三，技术过度依赖引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将复杂的社会治理场景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模型，实现了社会问题简化与行政效率提升。然而，这一过程也可能会削弱在治理实践中难以被量化的另一重要维度——公平正义与情感温度，引发效率优先与公共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技术主导的治理框架中，过度追求“最优解决方案”容易忽略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淡化社会关系中的人文关怀。当流程化、标准化的官方答复无法有效回应个性化的现实困境和情感诉求时，可能会对未来的干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构建数字治理新范式的实践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从多个维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以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效能，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为实现数字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确立双轨并行的治理导向。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制订针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的新一轮国家战略规划，确立“技术赋能”与“制度约束”双轨并行的治理导向。明确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在行政领域的应用边界，制定人工智能应用的“三张清单”——职能清单、限制清单与协同清单，将其应用范围限定于事务工作辅助，在重大政策制定等核心政府职能方面审慎控制算法的介入程度，避免技术错用滥用引发的决策失误和技术依赖问题，确保技术应用与治理目标相协调。
二是规范信息收集，强化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构建精准评估机制和安全防护体系，防范因信息需求激增造成的行政负担加剧和信息安全风险。首先，建立基于实际治理需求的信息收集评估机制，动态界定信息收集的边界和优先级，减少重复性、低价值信息收集。其次，构建与信息收集能力相匹配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更为关键的是，加强公职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深化人机协同能力建设，着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政务流程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干部队伍。
三是推进数据治理，建立多维度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建立数据治理的多维度协同机制，通过提供完整全面的训练数据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首先，加快推进历史文件的数字化进程，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非结构化数据清洗和标注，解决“数据断档”问题。其次，搭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推动上下级、同级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打破“数据孤岛”。此外，建立算法持续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修正算法偏见问题，同时制订完善的风险预警与应对预案，快速识别并处理可能存在的人工智能系统问题隐患。
四是加强人文关怀，构建有温度的数字治理生态。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治理应打破由技术主导的单一效率思维，将公共价值与人文关怀融入新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政府应进一步巩固“服务者”的核心角色定位，在借助人工智能系统重塑政务流程时需着重关注服务场景中的群众需求，重视情感在治理中的纽带作用，有效预防技术冷漠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针对部分特殊群体，应主动保留传统线下服务渠道，并通过线上线下有机联动，降低技术使用门槛，以确保数字治理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在本次数智化转型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既是重塑政府治理的“加速器”，也是检验治理智慧的“试金石”。唯有坚持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并重、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兼顾，方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创新之路。未来，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伦理规范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地，政务人工智能应用必将朝着更安全、可信、包容的方向演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