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文化地标|浑脱泅渡，如旅如叙如许

文|管泓博

“倘采羊皮筏子，如旅如叙如许。小舟轻摇兮，可以乘风消愁，省得伤神无绪。浪颠波光兮，可以丢病，扫了阴霾归去。风行浪打兮，可以甩穷，约上俗阜相处。如斯亲临黄河，遥天横水，尽收眼底。举雪襟怀，岸影流动，山高脉起。寻常所摇，逐浪所问，犹问万里。”

“银光水阔，留影从容经过。千倾涨波，分得清溪安坐。一棹归来，客里依然是我。”《三上词话》的作者，文化学者、词学家、辞赋家、书法家马同儒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羊皮筏子赋》中，如此称赞黄河之上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羊皮筏子。作为黄河中上游古代先民日常的水上工具，小小羊皮筏是如何用魅力征服马同儒先生的，又是如何在海陆空交通发达的当代，依旧留存下来，找到全新定位的呢？黄沙河渡上漂摇的身影，又承载了一段怎样的记忆……

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另辟蹊径，善用自然资源，制作出羊牛皮吹成的“大气球”，渡河载物、水路运输。最早的“大气球”是“缝革为囊”后再充气，唐代以前，这种“大气球”被称为“革囊”。而到了宋代，制作“大气球”所用的皮囊是宰杀牛、羊后掏空内脏的完整皮张，不再是缝合而成，故改名为“浑脱”。“浑”做“全”解，“脱”即“剥皮”。早期人们只用单个的革囊或浑脱泅渡，后来出于安全考虑以及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增加，人们将若干个牛羊皮“大气球”缝缝补补、拼接起来，上架木排，成为一个整体，这才有了现在所说的“羊皮筏”的雏形。

中国皮筏历史悠久。《水经注·叶榆水篇》载：“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王遣兵乘船（即皮筏）南下水。”《旧唐书·东女国传》：“以牛皮为船以渡。”《宋史·王延德传》：“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

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兰州爆发叛乱，西宁总兵王进宝奉旨镇压，期间，王军曾在张家河湾拆民房取用木料，结革囊夜渡黄河，大破新城和皋兰龙尾山；六月，王辅臣兵效仿造筏百余，企图渡河逃生，王进宝率军沿河追击，迫使王辅臣兵投降。由此可见，兰州在至少在320多年前，就已经大量投入使用羊皮筏了。

事实上，制作羊皮筏并不轻松。制作者需要具备极高的宰剥技巧，从羊颈部开口，慢慢地将整张皮“囫囵个儿”地褪下来，不能划破一点毛皮。将羊皮脱毛后，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灌入少量清油、食盐和水，然后把皮胎的头尾和四肢扎紧，经过晾晒的皮胎颜色黄褐透明，看上去像个鼓鼓的圆筒。民间有“杀它一只羊，剥它一张皮，吹它一口气，晒它一个月，抹它一身油”的制作口诀。晒好皮胎后要用麻绳将坚硬的水曲柳木条捆扎成一个方形的木框子，大约与4根较粗的柳木和60根较小的柳木进行捆扎，再将皮囊（及单只皮筏）以“454”的排列形式固定在上面，羊皮筏到此才算制作完成。制作好的羊皮筏体积小而轻，吃水浅，在黄河上浮渡没有搁浅的烦恼，并且所有的部件重量都很轻，还可以随时拆卸更换，携带方便。

羊皮筏子需要人用嘴吹气使其胀满，故当地人遇到有人夸海口、说大话的情况，往往以“请你到黄河边上去”来讥讽，意思是让其去吹羊皮囊或牛皮囊，俗话里的“吹牛皮”就来源于此。

根据筏子的大小，驾驭羊皮筏的人员为1名至8名不等的筏工。在以前，黄河水道既无水文资料，又无导航设备，运送过程十分凶险，掌桨领航的“峡把式”必须谙熟水性、经验老到，其他筏工统一听从号令，不得有误。筏工们出发前扛着筏子走到河边小码头，将羊皮胎朝下放进水中，等乘客全部盘腿坐好，筏工才坐下来开始划桨，筏子便离开码头，顺水漂流。过去，由于黄河本身“凶猛”的特质，筏工的工作风险很高，由此衍生了许多“讲究”，比如不能说“破”、“沉”、“碰”、“没”、“断”等不吉利的字，首次出行还要挂红、放炮、焚香、祭奠河神。

如今，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羊皮筏的货物运输和载人渡河功能基本丧失，转而服务娱乐。人们出行旅游，在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河段，或在甘肃景泰石林龙弯村河段，依然能乘上羊皮筏子这古老的运输工具，在黄河之上领略大漠风情和黄河石林那粗犷壮美的西部景观。

最后，再次拜读马同儒先生的《风入松·羊皮筏子》，领略这个悠悠漂在母亲河上的羊皮筏的独特魅力，嗅一缕跨越百年的水汽，触碰这段匆匆却厚重而坚强的历史：大河飞雪锁风烟。推浪去行船。但凝拍水飘摇过，纵受惊、人到河边。何事汪洋轻别，向来漂泊悠然。 长波吹破湿衣衫。何奈倚栏杆。今来轻渡天如水，论沉浮、来去轻便。轻挥风尘流水，漫遥鸿鹄高天。